邵雍的天道观

邵雍的学生张岷便曾说，此书“本以天道质以人事，辞约而义广，天下之能事毕矣”。这一说法显然是符合《皇极经世书》的实际的。从《皇极经世书》所记述的史事来看，尽管邵雍编定的宇宙年谱时间跨度达十二万九千余年，但是，真正有纪事的却只是从唐尧到宋神宗十年（公元1077年）这三千四百多年。

而且，按邵雍自己在有关此书的一首诗中所说：“一十有二万，九千余六百。中间三千年，迄今之陈迹。治乱与废兴，著见于方策。吾能一贯之，皆如身所历”，邵雍的本意还是在说“人事”，他之所以编写规模宏大的宇宙年谱，也无非是要说明人类社会乃至整个自然界都是受某种客观必然性支配的，而且他已经掌握了这种客观必然性。

首先，邵雍认为：道或天理是天地万物的本原

在中国古代社会，从很早的时候起，便有一种基本看法，即人类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界是有其始终的。无论是道家所说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还是儒家《周易》所说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都体现着这样的宇宙观念。

由于受道家与《周易》的影响，邵雍也和北宋时期的周敦颐以及与其同时的理学家一样，认为道是世界之所以生成的终极原因。尽管世间万物各有各的特点，但是它们却有着共同的本原，道决定了每一事物的存在，每一事物都分有了道。从这一意义上说，作为终极原因的道，具有普遍的属性，而不是为任何特殊事物所拥有的道。

其次，邵雍认为：道具有形而上的属性

邵雍说：“夫道也者，道也。道无形，行之则见事矣。”

《周易》虽然并没有对道的“有”、“无”做出判断，但从《系辞》“一阴一阳之谓道”的表述来看，《周易》的作者仍然倾向于认为道的属性是“有”。而邵雍则明确地说，道“无形”，这种无形的道显然是不能通过感官感觉到的存在物。

邵雍认为，无论是自然的天地，还是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都是按照一定的法则运行的，这个法则便是道。

邵雍认为，道是永恒不改的普遍法则。“使千亿万年行之，人知其归者也。”（《皇极经世书》卷十二《观物篇五十九》）这种在千亿万年以后仍然为人们所遵循的道，自然是不因时间的改变而改变的法则。

传统儒家的六经之间必然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按照韩愈的道统论以及宋代周敦颐、二程等人的理解，贯穿于六经之中的便是道，可是，邵雍却没有说及这一点，而是说：“用也者，心也。”“心”是一个具有相当大的主观性的概念，这样，六经的基本精神便不再是道，而变成了实践者的主观体验。

历史上曾经出现的那些治世，在本质上都有一贯不改的治国之道。宋代理学家如二程等实际上也都持这样的看法。邵雍则不然。一方面，邵雍认为道具有永恒的属性；另一方面，邵雍却认为，古往今来的历代政治，其治道是各不相同的。

在评论三皇五帝以至东周列国的政治异同时，邵雍说：“三皇同圣而异化，五帝同贤而异教，三王同才而异劝，五伯同术而异率。”又说：“三皇同意而异化，五帝同言而异教，三王同象而异劝，五伯同数而异率。”又说，历代帝王有善化者，有善教者，有善劝者，有善率者。善化者“尽道而已”，善教者“止于尽德而已”，善劝者“止于尽功而已”，善率天下者“止于尽力而已”。善化者便是皇，善教者便是帝，善劝者便是王，善率者便是霸。

如上所述，邵雍对于道与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理解在某种程度上是分离的。邵雍倾向于认为道具有永恒的属性，但在把道与人类社会生活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却认为人类社会生活本身并不存在一贯不改的道德法则。因此，每一历史时代的治道各不相同，社会政治生活也就变成了无法可循的偶然。

免费学习国学文化，请点击“国学讲堂“